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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脱欧: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作者:储殷 黄日涵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5-2-11 22:12:00

摘要:源于2009年12月的希腊债务危机,在时隔多年之后,仍然在持续发酵。受到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希腊国内的政局也发生了巨变。

希腊脱欧: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本报特约记者 储殷、黄日涵 北京报道

  源自古希腊的传说“达摩克利斯之剑”代表着时刻存在的危险,千年以后的希腊却似乎中了这个魔咒。源于2009年12月的希腊债务危机,在时隔多年之后,仍然在持续发酵。欧洲当前的希腊救助计划将于2月28日到期,希腊仍在苦苦等待70亿欧元的援助资金,希腊人需要这笔钱维持政府运转,偿还即将到期的数十亿欧元的债务。

  受到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希腊国内的政局也发生了巨变。1月26日,希腊迎来了新的掌舵人,现年40岁的希腊左翼联盟党政治家阿莱克斯·齐普拉斯成为希腊150年来最年轻的总理以及首位公开反对紧缩措施的欧元区国家政府首脑。自从齐普拉斯在希腊议会选举中获胜,有关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话题就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齐普拉斯的获胜是希腊社会各界对于国家长期陷入衰退、公共福利严重缩水的愤怒反应,但希腊民众由于愤怒而做出的情绪性选择,并不意味着齐普拉斯的执政基础就是稳固的,也不意味着它足够让以德国为核心力量的欧元区对希腊做出让步。最终希腊危机能否破局,取决于三个基本问题:齐普拉斯的政治才能、希腊政局的稳定程度与德国的让步程度。

  希望在路上

  齐普拉斯掌舵希腊

  齐普拉斯不仅外表英俊,更被认为是一位充满魅力的激进主义者。因此称呼他为新的希腊舵手再确切不过。这位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工程师,在希腊的政治角逐中展现了高超的协调能力和个人魅力,将四分五裂的左派势力整合起来,并进而成为希腊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总理。应该说,齐普拉斯的成功是典型的时势造英雄。

  希腊政坛历来的政治人物通常都是来自于寡头家族的血脉传承,一向以保守、封闭而闻名欧洲。齐普拉斯能够获胜,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可以说是希腊社会在持续经济危机下对传统政治人物普遍失望和求新求变的结果。大批原本对政治冷漠、疏离的普通人由于经济危机下日益窘困的生活而主动拥抱了政治,他们渴望用自己的选票表达对于紧缩政策的强烈不满,而正是这些群体将以反对紧缩政策为根本主张的齐普拉斯推上了总理的位置。目前,由于债务危机的持续影响,希腊25岁至35岁之间的年轻人里,有50%处于失业状态,他们只看重齐普拉斯增加30万个就业岗位和大幅提升最低收入标准的承诺,根本无暇关心他的背景和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大批被前任希腊政府为缓解危机而采取的紧急税收政策所激怒的有产者也为齐普拉斯的免税口号所吸引,抛弃了他们曾经支持的温和的中左政党,转而支持齐普拉斯的激进联盟。无论你是否认同齐普拉斯的执政理念,你都必须承认一点,那就是寒门出身的齐普拉斯更善于争取一般民众的支持。他总能表现得无所畏惧,并带给穷人希望。这一次左翼联盟党的竞选口号同样如此,那就是“希望在路上”,而这一口号似乎让大多数已经被债务危机弄得精疲力竭的希腊人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他们的“希腊梦”。

  然而问题在于,希望往往同样可能带来巨大的失望与愤怒,对于齐普拉斯而言,这种情况甚至在他上台第一天就开始发生了。为了获得绝对多数,也为了避免外界的恐慌,齐普拉斯并没有选择与希腊共产党联合执政,相反他选择了与以排外而闻名的“独立希腊人”共同执政。这种极左与极右的古怪结合,虽然就双方一致的反对紧缩政策的立场而言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同时也意味着执政集团内部在诸多问题上会存在严重的冲突。事实上,齐普拉斯选择与“独立希腊人”共同执政就已经让相当数量的支持者表示无法理解。

  众所周知,左翼运动通常充满着决不妥协的激情,也正因为此,他们更适合作为决不妥协的反对者与批判者,然而,当反对者获得权力成为执政者,被迫用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态度去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作为总理的现实逼迫齐普拉斯采取更为温和的实用主义态度,所以他可能表现出“口号强硬,雷声大却雨点小”的谨慎执政风格。在这样一位新舵手的带领下,希腊能否破解危机,还取决于齐普拉斯的政治才能,至于他掌舵的希腊能否化解危机目前还犹未可知。

  危机破局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这一轮的希腊大选中,左翼联盟提出的削减债务、放松紧缩政策、提高公共开支等口号吸引了大量外界的目光,然而人们却容易忽视希腊政局四分五裂的基本事实。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调查显示,希腊政坛现在正处于震荡重组阶段,事实上,齐普拉斯政权的前景并不明朗。

  与2012年的议会选举相比,以新民主党为代表的温和派无疑大大萎缩,但是其仍然是仅次于左翼联盟的第二大政治势力。新民主党及其在上任政府中的盟友“泛希腊社会主义者运动”,虽然都被视为持保守主义立场,但是其支持者多属于中左立场,也就是说这两者与左翼联盟的选民群体存在着很大的重合,一旦齐普拉斯领导的左翼联盟无法兑现其政治承诺,这些选民将很容易重新成为中左政治联盟的支持者。值得指出的一点是,齐普拉斯选择的右翼伙伴“独立希腊人”也是其政府的重大隐忧。“独立希腊人”以排外和敌视阿尔巴尼亚、土耳其等邻国而著称,齐普拉斯任命其党魁卡门诺斯担任国防部长很可能会引发希腊与周边邻国尤其是土耳其摩擦加剧的危险。此外,虽然“独立希腊人”相比于因以针对外来移民的暴力行为而臭名昭著的“金色黎明”组织要温和一些,但是与该组织的暧昧关系仍然是颗定时炸弹。

  更为重要的是,齐普拉斯画了一个看起来很美的大饼,其实只是画在纸上而已。理想太丰满,而现实太骨感,对于财政形势极其严峻的希腊政府而言,要兑现对选民的承诺,除了要债权人大幅减免债务之外,还要能够继续借得大量贷款,而这两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同时发生。事实上,齐普拉斯在竞选中向选民所做的承诺都是欧盟国家难以接受的。在这些国家看来,希腊问题的实质是普遍漏税导致的政府财力不足与低效率的巨额公共开支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进行税制改革以提高政府财力、削减公共开支以确保财政量入为出是唯一的选择。离开了这两个条件谈援助,其实质无异于让欧盟无条件地“包养”希腊,这在欧洲各国普遍采取紧缩政策、削减福利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会愿意做这样的事。这也意味着,齐普拉斯很难从欧盟诸国那里赢得实质性的让步,就算能够延期甚至减免债务,他也很难再找到“人傻钱多”的国家来支持他极为慷慨的公共福利计划。在齐普拉斯画的大饼中,除了个人最低月收入从500余欧元上涨到700余欧元之外,还包括了公务员的加薪及针对大量人群免费的电力、食物、住房与医疗。这样一个计划当然会让所有希腊人感到兴奋,然而没有人会乐意做那个自己勒紧了裤腰带,却把钱借给希腊的“慈善家”。所以更可能的结果是,齐普拉斯政府最后只能兑现寥寥无几的承诺,从而让他的支持者大失所望,引发政局动荡,并让他的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面临垮台的风险,因此对于齐普拉斯而言,在短期内如何稳定希腊国内的局势才是当务之急。

  希腊脱欧

  想说分开并不容易

  虽然看起来齐普拉斯政府如果退出欧元区,将会让欧元区面临严峻挑战,甚至可能会成为欧元区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相比于希腊退出的风险,德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更担心的是,一旦接受了希腊的条件可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效仿。

  一方面,仅从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问题来看,风险其实并不大。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的确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动荡,但是相比于2012年,这种危机将会小得多。欧元区国家在2012年危机发生之后,已经建立了较为有力的金融机制以防范类似风险,一些在2012年时脆弱的欧元区国家如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的经济状况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希腊的退出不仅不会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反而会让欧元区更加健康,因此齐普拉斯拿来要挟欧洲的小算盘并不能如愿。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希腊根本不够欧元区成员的资格,不过是借着欧盟盲目扩张时混进来的搭便车者,希腊的离去不是欧元区的重大损失,而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理性收缩。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一些学者认为,欧元的“三驾马车”——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会对齐普拉斯政府的“狮子大开口”做出太多让步,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希腊离不开欧元区,而不是欧元区离不开希腊。齐普拉斯在上台前后对于欧元区态度的变化,以及在呼吁削减债务时的谨慎措辞,其实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这种观点。“爱哭的孩子有奶吃”不是吃遍天下的高招,更何况只是邻居,还不是亲妈。

  另一方面,默克尔等欧洲领导人更关心的其实是欧洲小兄弟们对齐普拉斯的群起效仿。减免希腊的债务其实是早晚的事情,因为反正希腊也还不上这笔债务,对于默克尔来说,她更希望的是能够借助这几年的危机,重组欧洲各国的财政与税制,将欧盟从福利国家时代背负下来的福利赤字负担下解放出来,也只有这样,欧盟才能够重新获得竞争力。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放在希腊、意大利等国身上尤其如此。紧缩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对于欧盟中的许多国家,它却是一个必需的过程,欧洲国家不可能为了希腊过分破例。

  面对这样的困境,希腊喊也喊了,哭也哭了,可欧元三驾马车却似乎并不买账。德国和其他主要欧元区国家的官员们依然坚持,希腊必须沿袭此前达成共识的紧缩以及改革路线。然而,齐普拉斯对此并不认同,他在2月8日甚至想出一招,让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给希腊造成巨大损失支付赔偿金。这一索赔要求高达1620亿欧元,超过希腊所欠债务总和的一半,但这一要求已经被德国严词拒绝。此外,齐普拉斯还放话欧洲,表示从2月28日至6月1日期间,希腊需要一个过渡性协议,取代将于2月28日到期的现行救助协议。

  综合来看,短期内齐普拉斯政府很难从经济上占到多大的便宜,但却可能在政治为欧盟出了不少难题,尤其是在对俄罗斯制裁的态度上。这不仅是因为齐普拉斯是一位亲俄派,而且也是因为俄罗斯是希腊极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然而从长远来看,希腊的转型却刚刚开始,齐普拉斯政府的很多诉求是合理的,紧缩政策的确造成了极为严酷的社会局面,但是改革却是希腊重生的唯一出路。最终,欧洲必须找到一条道路,一方面让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另一方面希腊遵守它在国际救助协议中的承诺和义务,这其中德国能做出怎样的妥协也至关重要,唯有如此才能有效缓解希腊的危机。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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