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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老板的煎熬

作者:陈小瑛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5-7-25 00:15:06

摘要:“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往昔繁华一去不复返。这8年来,有的倒闭,有的转型,有的搬迁,有的还留守在东莞的生死边缘中。

东莞老板的煎熬

陈小瑛

  宋水英家族在1997年就到东莞办厂,几家工厂均是做服装辅料产业,在2008年以前,利润率还能保持在50%以上,但这种好日子在金融危机后戛然而止。

  宋水英家族的几个工厂客户接连跑路倒闭,应收款收不回来,而剩余客户对价格一压再压。2009年后经济虽有回暖,但又面临人工、厂租、原材料等成本的不断上涨,而出厂价却再也无法涨回来,利润空间所剩无几。

  这倒逼着宋水英一家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寻求机会转型,包括创建环保砖厂、水电站,做别的品牌代理,以及打造自己的品牌服装等,过程可谓艰难曲折。

  而在宋水英的朋友圈中,所有制造业老板都经历了2008年前后从辉煌到没落的转折。“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往昔繁华一去不复返。这8年来,有的倒闭,有的转型,有的搬迁,有的还留守在东莞的生死边缘中。

  从辉煌到没落

  宋水英是在2003年自己投资建厂的,但后来因政府修建高速公路要收回土地,2009年工厂就搬迁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宋顺势将工厂工人从200多人缩减到40人,尽管利润微薄,但她也不想完全关闭,主要靠老客户订单维系着。

  宋水英的朋友胡湘容在2001年开始创办五金工厂,那时候的利润率在100%以上。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需求萎缩,原油不断暴跌,铁矿石价格也剧烈波动,必和必拓、力拓等国际矿业巨头处在并购中,对整个上下游产业链价格影响极大。

  “那段时间都不知道如何给客户报价,今天报了过两天又要改价,原材料价格一天一个价。”这让胡湘容整天焦虑不安,到2009年、2010年后,西班牙、澳大利亚的客户慢慢消失了,订单逐渐减少。

  而他们身边的出口加工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订单不足,很多企业因支付不起厂租直接关闭工厂,或转作贸易公司,有了订单就转给其它工厂代工。

  玩具算是东莞制造业最有代表性的行业,东莞永达玩具厂老板韦柱明从1992年就开始投资玩具厂,最高峰时开了5家工厂,那时候投资10万元一年能赚到100万元。

  但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低迷,需求量缩减明显。2008年10月,发展了13年的东莞最大玩具代工厂合俊玩具厂倒闭,数千名员工走上街头。而韦柱明的工厂只有几百名工人,管理成本较低,反而在2008年危机中得以撑下去。

  有调研显示,到2011年,东莞3500多家玩具厂,倒闭了约1800家,2012年玩具厂倒闭的案例仍然经常发生,如今只剩几百家。

  坚持到2013年,韦柱明所剩的最后一个玩具厂也倒闭了,为了躲债,他哥哥被逼跑路,到现在还欠着100万元。

  难以承受之重

  2009年国家拿出4万亿救市,对工厂而言,感受最为明显的人工工资、原材料价格水涨船高,但产品出厂价却涨不上去,利润被不断压缩。深圳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更是引爆了珠三角制造业的加薪潮。

  从1999年到2008年以前,宋水英的员工工资从450元涨到1000元左右,2008年后,流水线员工基本工资很快增长到2000多元,社保从200元增加到600元,但是产品价格却一直不涨。

  宋水英认识的东莞鸿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鲁老板,从2010年开始,人工成本每年以15%的增速上涨。鲁老板并没有转型,只是在控制成本上下了点功夫——减少40%的工人,能自动化的环节全部换成机器操作。

  而宋的另一个朋友,开厂十多年的东莞某印刷公司老板,从2010年起也明显感到萧条来临,生意难做,除了员工的工资猛涨,各种社保福利必须缴齐外,这几年订单不断缩减,三星、诺基亚、华硕原来都是她的客户,但随着这些公司的没落,做包装盒的印刷厂日子也不好过。

  对于出口企业来说,还要承受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损失,从2007年1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8,到2008年4月突破7关口,而目前已经到6.1附近。8年期间,升值幅度达到30%。

  比小代工厂生命力更脆弱的不堪一击的是大工厂。刘秀碧说,大厂工人多,管理成本高,各种社保、消防、污水处理等费用,都要严格按规定做,如果业绩起不来,每个月开销大于收入就撑不下去,而小厂可以节省很多管理成本。

  随着工人维权意识的上升,出于调整社保诉求,2014年4月,知名的台资运动鞋代工企业裕元集团在东莞的4万多工人开始罢工。紧接着罢工扩散至江西分厂,这些抗议背后发出了一个信号,不仅是珠三角,内地城市的廉价劳动力支撑也难以为继。

  在政府介入调解下,工人罢工17天后复工,裕元董事会公告称,此次罢工造成的损失预计有2700万美元,2014年度增加的高埗厂区工人福利金3100万美元。据春风服务部估计,此次裕元应补缴社保金为1亿-2亿元。

  东莞曾经的支柱产业主要集中于电子信息、纺织服装、家具、玩具等制造业,有机构调研数据称,在2013年之前的5年,即2008年至2012年,东莞有7.2万家企业倒闭。

  在制造业衰竭后,雪上加霜的是,东莞经济的另一支撑服务业也遭受了重创。2014年2月,东莞扫黄行动,立刻给这座城市撒上一层阴霾。受此波及,东莞的外来人口明显减少,酒店、餐饮等服务业消费萎靡不振,东莞工厂招人也更难了。

  陷入迷茫

  2012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到达顶峰后,低端制造业生存土壤不再有,中国政府也大力倡导产业转型升级,这让东莞的制造业老板们突然间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该飞往何处。

  2013年,宋水英的几个兄弟开始做环保砖厂,在广东茂名老家投资了一个水电站,但因前期考察不全,设施出现意外,如果重修需要再投入一千多万元,无奈之下只能转让退出,最后不仅没赚钱,还亏了200万元。

  东莞制造业变迁趋势已不可逆转,以制鞋、纺织服装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内迁或外移,而外移则以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为主。

  宋水英身边也有不少人将工厂搬到东南亚去。而据她所知,东莞等制鞋基地有不少大厂的工人锐减一半,三成订单已转移到东南亚国家。

  目前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工人月薪大约是500美元,印尼大约300美元,而越南只有250美元左右。1万人的工厂,一年可以节省2000万-3000万美元的人工费用。

  裕元的母公司宝成集团近年来连续将生产线从珠三角往安徽、江西、河南等地转移,而境外则加速向东南亚转移,宝成2013年财报显示,两年内它砍掉了在大陆的51条生产线,占其大陆的20%。宝成在全球的523条生产线中,中国大陆从255条降至204条,而在印尼和越南的生产线从274条增至313条。

  根据亚洲鞋业协会调查的结果,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中国制造成本节节攀升,目前东南亚鞋业已抢走中国30%的订单。

  不过宋水英觉得,这种搬迁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如果未来当地的工潮兴起,这些代工厂将无路可退。这几年来,东南亚国家工人也频频罢工,给产业转移带来不少困扰。一场罢工,很可能导致经营多年的工厂毁于一旦。

  韦柱明也去越南考察过,但工人不如大陆吃苦耐劳,不愿加班,韦柱明还担心其它风险,最终仍然选择回东莞转型办五金厂。

  近8年来,东莞伤筋动骨的企业倒闭潮还在蔓延,宋水英和胡湘容他们都反思过,为什么中国难有基业长青的企业?只顾眼前利益,有利润就做,没利润则关门,一会儿炒作房地产,一会儿炒股票。实际上,中国人去日本买马桶盖、电饭煲的现象就说明,制造业并非没有市场,而是产品是否做到了极致。

  东莞产业研究专家龚佳勇在调研中就发现,中国制造业非常浮躁,不愿沉下心来研究,以前发展太容易,这些年一遇到困难就想着倒闭,还有一批企业打着创新的口号,实际上是把别人的技术抄袭过来,做山寨产品,并不是真正的转型创新。

  宋水英认为,由于国内缺少知识产权保护,因此工厂很难有创新的动力。

  漫漫转型路

  在身边的朋友们转作其它行业时,宋水英与丈夫四处调研,希望找到转型的方向,在参加完香港的一个展会后,她决定从健康的角度做女人内衣,打造自己的品牌“提美”,原材料、面料都从意大利的大企业进口,走高端路线。

  不过这次宋水英没有再开厂扩建生产线,而是找到客户代工,专门增加一条生产线为她生产内衣,而她自己只负责设计,以及品牌推广,不过产品在初创时也面临诸多问题。

  为了尽快打通销售渠道,宋水英选择了由美容院代理,搭配美容手法做捆绑销售,有了自己的品牌后,宋水英的毛利率可以拿到50%以上,比生产辅料的利润高数倍。

  “很多工厂都希望打造自己的品牌,但花了钱品牌效益却出不来,慢慢又变回去做代工。”宋水英的客户前几年因国外订单缩减,有时候生产出来说取消就取消,到现在她的客户还拖欠着她的货款。

  与宋水英有过合作的东莞市圣旗路时装有限公司吴老板,2008年后开始了出口转内销,创立了3个服装品牌,但受到电商冲击,转型之路并不顺利。2010年最高峰时在全国开了600多家分店,后来又缩小到200多家,转而又在东莞开工厂店,同时也转作电商。

  在宋水英的朋友圈中转型最为艰难的要数郭小林,2007年底,胡在无锡参加国际新能源论坛,意识到所做的五金电镀污染大难以长久,考虑到可持续发展,郭小林夫妻决定转型做环保产业。

  起初,郭小林并没有头绪。在全国调研后,她将目光投向了环保的竹子家具,希望首创无甲醛的竹建材,但当时竹子的产业中,很少有深加工企业,胡在2009年后开始研发,本想找别人代工,但找遍浙江、福田等地也没找到。于是,郭小林决定卖掉深圳的3套房子,筹集资金在2010年6月到东莞凤岗镇投资建立凤岗某绿色建材厂,生产能力可达到七八千万元,但实际上,产量一直不饱和。

  2011年在上海和广州的检测中心实验室检测结果出来后,郭小林他们做出来的竹子产品,完全没有甲醛。但由于消费者对低碳环保概念薄弱,前期市场营销推广较难,且家具行业竞争激烈,企业都在拼价格,尽管原材料比较便宜,但要制成无甲醛的竹家具,加上人工成本很高,完全竞争不过传统家具。

  郭的竹制品厂2011年营业收入不到100万元,仍是亏损,2012年也只有几百万元。为了尽快塑造竹制品品牌,郭小林决定在深圳南澳与人合作开发几万平米的“竹博城”,全部采用竹子建筑的一个旅游生态项目。

  资金是燃眉之急,虽然是新产业项目,但毕竟仍是传统行业,要从风投、创投等资本市场融资几无可能,而银行贷款则需要有资产抵押,中国在这几年中多次出台措施支持中小企业贷款,但实际上落地的仍不多。

  当时,郭小林的老乡口头承诺可以从海外融资三五千万元,在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2014年3月,郭就利用个人信誉从银行、担保公司以及朋友处筹集一千多万元,组建团队,投入品牌宣传,但没料到海外融资落空了,后续资金跟不上,到12月时公司资金链开始断裂,此时,公司债务达到两千万元。

  很快,两个小债权人最先闻风后,恐慌性查封郭小林家庭名下资产,随即引发连锁反应,让胡夫妻俩措手不及。东莞工厂货物发不出,员工也无所适从,公司处于倒闭边缘。

  阴暗的岁月度日如年,郭小林夫妻俩决心不再躲避,她名下资产若盘活,可大大减轻负债压力,债务缺口只有几百万,工厂还在,就有翻身的机会,后来公司逐渐与债权人达成协议。

  郭小林后来反思,如果不是盲目扩张的激进做法,她投资的竹制品厂不至于被拖累,急于求成酿成了今日的苦果,现在东莞工厂只剩三四十个员工运转,还在艰难的还债途中。

  传统制造业贷款难问题,也加大了企业转型的难度,胡湘容认为,繁重的税收使大部分小企业陷入了囚徒困境,最高17%的增值税,还有33%的企业所得税,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要想保留点利润只能做账逃税,但要想做大的话,又不能有两本账,否则规模太小无法从银行贷款,而没有资金又无法做大。而郭小林的企业面临的问题是,竹子原材料来源大多是农民,开不出税收发票,无法抵扣增值税,因此要支付最高17%的增值税。

  龚佳勇分析,东莞是外向型经济,大多数欧美国家还未走出危机,原来做外贸有渠道,还有出口退税补贴,现在转内销利润压缩了,没有了渠道很难开拓市场,东莞制造业大地震可能还会持续很多年,没有了人工成本优势,低端产业淘汰是大势所趋。

  但东莞又很难复制深圳广州的转型路径,科研资源不足,资本市场不发达,野蛮成长起来的制造业,要走向中端高端无疑是个漫长的过程。无论如何,东莞也很难再重现往日的辉煌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郭小林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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