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 我们不能羞辱我们自己

作者:叶匡政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6-6-12 21:51:37

摘要:在知识分子沉默的讨论上,徐贲和张鸣各发表了两篇文章,该说的话都说清楚了,误会已消除。我想分析的是,近来在这个群体中,为何屡屡爆发与知识分子身份与责任有关的争论。前段时间与贺卫方有关,这段时间转移到了钱钟书和杨绛身上。

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 我们不能羞辱我们自己

编者按: 杨绛逝世,围绕“杨钱”学术成就与知识分子责任的争议再次成为近一周来的热点话题,

随后徐贲与张鸣有关“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勇气”之争再次把更多学者牵涉进来,

并就“沉默是否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展开争论,这看似“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就喜欢“杨钱”的读者来说,

他们喜欢的是他们的睿智、通透与淡泊,

而强调他们更应该就“公共问题”做得更多的徐贲们是脱离历史与中国现实语境,

而忽略了“智识”本身的价值而寻求一种“理想的责任”,这看似正当却也容易陷入用“姿态替代价值”的武断评判中。

作者:叶匡政

在知识分子沉默的讨论上,徐贲和张鸣各发表了两篇文章,该说的话都说清楚了,误会已消除。我想分析的是,近来在这个群体中,为何屡屡爆发与知识分子身份与责任有关的争论。前段时间与贺卫方有关,这段时间转移到了钱钟书和杨绛身上。

对关注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老问题,“公知”最火的那段时间,有过大量讨论。

其实在欧美,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并不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比民众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这其中,最著名的两位是:韦伯和哈耶克。

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正当职责是提供正确的知识,而在公共生活中应尽的责任,与一般民众无异。这与韦伯对知识分子现代性的反思有关。在韦迫看来,上帝已死,让多神论成为现代生活的现实,生命和世界的意义,不再像信仰时代那么确定无疑。在彼此对立的诸神中,现代人必须自己选择他的信仰,知识分子无法提供帮助,更无法扮演先知或救世主。

韦伯认为,知识分子充当不了生命的导师或社会的领袖,他失去了指导别人的“专业资格”。学术已与世界一起脱魅,不再是什么通往“真实存在”的道路,各种幻象都可能被打破。现代社会的专业化,使得再渊博的知识分子,生存境遇也比不上一个原始人,原始人至少熟悉自己手中的工具,而现代人对自己使用的一切,却所知甚少。

我不完全认同韦伯的观点,但我相信,作为知识分子认知自身的一种社会政治理论,他的观点在中国知识界还是有一些信奉者的。我们如何评判相信这一理论的知识分子作为?说他们犬儒吗?当现代社会受够了各种“真理代言人”的苦难之时,韦伯对知识分子“无知”的反思,确属一种疗救。

哈耶克显然是对中国极具启示性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考察他对知识分子公共责任的评判同样很有意思。哈耶克几乎是现代思想家中,最为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人,他把个人自由权利受到的威胁,视为人类社会最大的危险。

他对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之所以持批判态度,是因为他从希特勒政权中观察到这样一种现实,极权体制的形成,并不是希特勒等少数人就可实现的,而是因为在当时整个欧洲知识界都弥漫着一种“需要更多计划”的思想观念。这使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人类在改变社会处境时,为何总会受到一些错误观念的支配?所以,哈耶克从研究政治理论开始,把那些充满建构理想的知识分子,往往视为极权之源。

在哈耶克看来,知识分子如果想组织社会或资源,达成一个单一目标,哪怕就是为了民主的目的,而否认个人目的是至高无上的自由领域时,也是一种危险的行为。

他认为:“一个社会的福利或个人幸福,不可能充分表达为一个单一目标,而只能表达为一个种种目标的等级、一个每个人的每种需要都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全面价值尺度。”这种包罗万象的价值尺度,再有才智的知识分子,也无法对人们无穷无尽的需求一一标出轻重。所以无论是民众还是知识分子,都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对人们应该干什么形成共同的观点。一旦以共同的社会目标为原则,想指导别人怎么干或干什么时,就意味着极权意识的开始。共同行动,只局限于人们对共同目标一致同意的那些领域。而且,在其中个人的目标体系永远至高无上。哈耶克认为,只有允许不同的人,将共同目标用于多种多样的意图时,人们才最可能对共同行动达成共识。

哈耶克担心的这种危险,近年来屡屡出现在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哈耶克从来不会苛责其他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这不仅是对他人人格的尊重,也是对其中极权意识的提防。

在哈耶克眼中,任何社会目标的实现,都不可能出自人们有意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类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群体选择的结果,知识的成长只能同步于这一过程,不可能超越其上,并起引领作用。哈耶克反对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恰恰不相信这一点,结果是灾难性的。

确实,近年话语空间的变化,使对公共事务发声的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人还能发声,有些人却被消失了。对公共话题如何发声的焦虑和尴尬,普遍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很显然,那些还能发声的人,因为有失声的同道存在,只能把自己降格为一个平庸者。因为对那些消失者来说,你说什么,只要能说出来,就可能是陈词滥调。这种焦虑感,或许是近来引发知识分子公共责任争论的真正根源。但这种要求统一步调的声音,确实又与我们所恐惧的那种声音,有极大相似性。就说诗歌吧,算是比较大众化的文体了,很多诗人在诗中也对公共事务有过大量表达,但媒体会关注这些表达吗?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会关注这些表达吗?难道我们仅仅因为他们没想时评,就苛责他们?这种观点本身,已落入了波斯纳所说的“公共越多,智识越少”的陷阱。

我是个诗人,但七年来,同时是一个职业的时政评论人。在这七年时政评论的写作中,我感到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威胁,除了我们惯常认为的那些威胁自由的领域外,还有遍布社会的思想陷阱。在大陆的观点市场,到处弥漫着各种极端或绝对的观点,稍不留意,你就可能身陷其中,它不仅慢慢会损坏你对真理、正义和良知的判断力,也会让你对社会、文化与人的丰富需求的感知,变得越来越粗鄙。这才是最可怕的社会现象。

我当然赞同知识分子应尽可能多地关注公共事务,但我们决不能因为某个知识分子未对公共事务发言,就指责他犬儒。这对大量怀有良知与自由之心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种伤害。这与文革时“犯斗私字一闪念”,距离也不远了。中国未来社会的变革,不可能是某一种思想或观点独擅胜场,一定是各种思潮共存、博弈,又互补、合作的结果。再卑微的人,对来自庞然大物的威胁,内心也会有反抗的自尊;再卑微的人,吃到恶心的东西,也有呕吐的欲望。我们千万不能让某种驯化术消除了人的这些本能,让自己也成为邪恶和粗鄙的盟友。

奥克肖特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千万别让实现正义的热情,让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千万别因对公正的热望,让我们变得铁石心肠。当有人将愚蠢提升到一个惊人的高度,并羞辱所有的智慧与理性时,我们却不能因此而羞辱自己。(作者系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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