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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头北上广,那头是故乡

作者:刘诗萌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7-7-29 03:10:42

摘要:最近几年时间里,随着大都市的城市病日益严重以及全国产业结构梯度转移,越来越多像张苹一样已经跳出农门的知识分子以及到城市打工多年的农民,正在踏上归乡的路程。

这头北上广,那头是故乡

刘诗萌

这 在北京昌平一座屋舍里,画家、自由艺术家张苹刚刚完成她拍摄的第二部纪录片《山居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北上,后旅居西藏的她,人到中年时又返回湖南株洲的老家,与居住在山村里的父母一起生活,并用镜头记录下了过程中的点滴。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虹吸效应,年轻人如潮水一般离开家乡,拥向了财富和资源都极大丰富的城市。与此同时,农村逐渐“空心化”,只剩儿童、妇女、老人留守,社群凋敝的情况受到政府和社会广泛关注。但最近几年时间里,随着大都市的城市病日益严重以及全国产业结构梯度转移,越来越多像张苹一样已经跳出农门的知识分子以及到城市打工多年的农民,正在踏上归乡的路程。他们离场返乡的动机各有不同,有的为了文化上的“寻根”,有的为了躲避城市里污浊的空气,有的为了重新打造乡村,有的为了建立自己的新事业,原因不一而足。

“初步统计,近年来从农村流向城镇的各类人员返乡创业的人数累计达到570多万人,其中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达到了450万人,还有居住在城镇的科技人员、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等人员约130多万人下乡创业创新。”2016年12月,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介绍。

进城,像羊群跟着草

张苹1997年来到北京,在此之前,中国乡镇的经济活力就已由盛转衰。

20世纪90 年代末,乡镇企业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国内私营经济地位确立,许多乡镇企业转变为私企,乡镇企业总数和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国际环境此时也发生剧烈变化,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竞争也更加严峻。随着乡镇经济逐渐衰落,进城务工成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在来北京之前,张苹一直生活在株洲市,这座位列中国八大“火车拉来的城市”之一的交通枢纽城市,因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重工业基础雄厚,分布着不少大型国有企业,一直不是人口外流的主要地区。1995-2000年之间,大量国企私有制改革,工人纷纷下岗,城市里掀起了一股去广州、深圳打工的热潮,“那时候就是跟着资本走,跟着生存走。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就像羊群跟着草走。”张苹回忆。那个时候,她的父亲因为下岗从城市返回乡村居住,而从小学画的她则选择离开家乡,去艺术气息浓厚的北京寻找机会。

“株洲作为三线城市的中转城市还是比较发达的,很多人都会在本地找工作。家庭条件差一点的成年以后会直接去南方,首选广州或深圳,因为那边钱很好挣,像我这样一个人北上还是很少的。”刚来北京时,张苹先到月坛的人才服务中心找工作。令她惊讶的是,在场的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的学生,像她这样冒冒失失闯到北京的很少。

这种直觉是准确的。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表示,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主要有三个途径,其中占比例最高的就是升学。每年通过高考进入大中院校的有七八百万人,超过一半来自农村。特别是在城市化率不到50%的时候,每年至少有500万农村或中小城市人口在向大城市转移。另外,城市近郊农民通过拆迁、购房直接变成市民以及远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人口流动的两种主要方式。其中,来自南方的打工者多向广深发展,北方人则向首都聚集。天津籍相声演员郭德纲在描述自己上世纪90年代初3次进京的经历时曾说:“是条好狗都要去北京叫唤叫唤。”即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这样的大型人口迁移,是在中国城市化突飞猛进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1990年,国务院出台规定,按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实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1994年又实行税制改革,明确了土地收入归地方政府所有。在“土地财政”的巨大动力下,中国城市化水平迅速上升。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小城镇和农村发展相比之下黯然失色,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在《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最高,当时曾达到27%,约8100 万人;到2010年,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已降到了20.7%,约1.38亿人。全国1.9万个建制镇建成区平均人口只有7000多人,还不如大城市一个社区的人口多。

逃离北上广的“新迁徙”

城市化狂飙突进带来一系列问题。十几年间,中国房价飞涨,北上广这些大城市变得“居大不易”。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测算,从2003年到2013年,北京上涨幅度最高,房价翻了7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翻了3倍。上海房价翻了4倍,广州5.1倍,深圳则是3.65倍。而在此期间平均通胀率为2.68%,尽管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感觉“钱越来越不值钱”,但相对蹿升的房价来说,几乎微不足道。

人口的密集难免会带来交通堵塞。2015年,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数据,人口分布呈现由二、三环内向四环外聚集的特点,五环外常住人口达1097.9万人,占全市的51%。超过半数的人住在五环外,通州以东的河北燕郊被称为北京人的“睡城”。也是此时,由《牡丹之歌》改编的《五环之歌》火了起来,有网友还给它补充了歌词“二环堵车时,我愿围你再绕一圈”。

人和车集中的地方,空气污染也日益严重。在北方秋冬雾霾来袭的日子里,整个城市笼罩在“末日”气氛中,人们只能以单薄的PM2.5口罩对抗爆表的天气。甚至,大白天在街上看到戴着防毒面具的人,都会一边感叹“植物大战僵尸真人版”,一边暗暗羡慕对方能买得起这样的装备。

超大城市也开始主动寻求“瘦身”。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明确北京的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这一进程的推进,导致许多省份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务工流开始向中西部转移,部分在京务工的农民工开始返乡或往其他省会城市转移。

倪鹏飞指出,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从当地小城市向大城市发展;第二个阶段就是大城市向更大发展,包括城镇人口直接向大城市转移,也包括小的城镇人口向大城市转移;第三个阶段是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非中心区迁移,另外也包括大城市的人口向农村迁移,而中国目前就处于第三个阶段。

201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省内务工农民工比重首次大于跨省外出比重,结束了多年来异地迁徙的比例高于同地的局面。倪鹏飞表示,这种以“逃离北上广”为代表的新迁徙,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逃离中心城区,往城市周围的小城镇和副中心聚集,另一个则是到三四线城市去。其背后动因,除了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不断提升,国家政策也在明确限制超大城市人口增长外,二三线城市经济基本面变好也是重要理由。国家产业布局的调整使得一二产业会向三四线城市转移,当地经济规模和就业都有所扩大,出现了不少由过去的二三线城市发展而来的“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一推,二三线城市一拽,人口就朝着这个方向流动了。”

他同时在返乡人群中发现了一定的规律。“总体上来说,人力资本技能越高,流动区域范围越广。”他分析,高人力成本的人才返回自己家乡的可能较小,在中心城市的周边安家落户的可能性较大,少部分会从一线到二三线沿海城市去。

而张苹的感受更多出自于文化和艺术的视角。在她看来,发生“新迁徙”的重要原因是,上世纪末开始的城市化大潮击碎了中国一直以乡土为中心的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已经成为主流。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和反思“城市”,因而他们回到农村,去寻找自己的故乡,成为“新农村人”。

乡愁“寻路中国”

在历史上,“返乡者”亦有先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在《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一文中,归纳了一代代中国青年在过去百年间前仆后继奔赴农村的精神谱系,即第一代是五四的先驱者,第二代是30年代的共产党人与乡村建设派,第三代是延安的知识分子,第四代是建国后的知识分子,第五代是“文革”中的知识青年。

这个传承体系经常被引用,更多是在新一代知识分子思考“乡愁”的话语体系中。“新的一代青年志愿者到农村去,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能是一个寻根的运动。我们现在不管从民族的文化危机还是从乡村发展危机,都在重新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伴城伴乡·上海城乡互动发展促进中心发起人朱胜萱在演讲中表示。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做着“重塑乡村”的尝试,其中最有名的是“碧山计划”。2010年,出生在农村、定居北京的策展人欧宁告别了北京,拖家带口来到安徽省黟县碧山村,跟从第二代乡村建设派学者晏阳初的脚步,尝试用艺术重新赋予空心化严重的农村以经济活力。他请了不少熟识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来到碧山,如台湾建筑师谢英俊、音乐人朱哲琴、平面设计师小马和橙子、服装设计师马可等人,还调研了黟县的文化遗产和手工艺、历史资源,教当地农民淘宝贩售黟县特产和在Airbnb网站上开办民宿,寻找当地知识分子给农民教授基础文化。而后又发起了“碧山丰年祭”,举办当代艺术展,邀请好友、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来碧山开分店。这一系列行动,多次被《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国外媒体报道。

质疑声也接踵而来,大多是对“碧山计划”商业性质的批评,以及对“精英主义”的审美趣味是否与乡村建设运动真正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怀疑。尽管随着欧宁的离开,碧山计划收效惨淡,但类似尝试仍然在许多地方被复制。浙江湖州的莫干山、温州的永嘉,始终有人没有放弃现代乡村集群社区的营造。

张苹现在参与了“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吴文光发起的“民间记忆计划”,她身边的许多学者和艺术家都在研究和创作乡土与农村主题的内容,“可能是因为身处这种环境中,我觉得关注乡村的人并不少。”

“乡村既有情感和文化意义,又有商业上的机会,” 网名“小熊”的永嘉“墟里”民宿主人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这个时代最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这是我的荣幸。”

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倡通过领办、创办新的经营主体,通过各种联合合作方式,运用信息化技术搞创业,将从简化市场准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落实用地用电支持措施、开展创业创新培训、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强化信息技术支撑等方面予以支持和扶助。此前,就已经有许许多多农村出生的青年在城市读书或者打工后直接选择返乡,发展规模经营、规模种养、农产品加工,以及通过互联网从事电商、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他们将在城市中积累的见识、资金和梦想带了回来,成为中国的“新农人”,在乡村实践“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开拓、经营自己的事业。

正如《出梁庄记》的作者梁鸿所言,“生活还在继续,所有空间都可能打开。它需要这个社会的每一分子并不固定化看乡村、田园、农民。”而这些可能,将由回归的“新农村人”来创造。

责任编辑:李明徽 主编:公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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