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时间，不长也不短，时间可以过得很快，可以做的事也很多。
    三年的时间，《华夏时报》可以由一个北京的都市报转型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新主流财经媒体，可以完成一个品牌从无到有的创造，可以成为资本市场最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之一；
    三年的时间，世界经济可以完成一个牛熊转换的完整周期，可以经历一个指数由历史新高到一觉回到解放前的轮回，可以经受从狂热到绝望的洗礼；
    三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可以从过热到过热，可以让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对财产性收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可以让我们对市场和计划的理解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政策和策略始终是我们的生命。
    三年前，2007年7月，《华夏时报》敢于在指数3500点就大胆地预言上证指数会创出5000点或6000点的新高，是因为我们认识到“5·30”之后的中国正处在政策矫枉过正的临界点，同样一年半前的2009年初，《华夏时报》之所以在指数2000点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反弹目标位就在3500点，也在于我们对于政策的领会和把握；2008年中国股市的跌幅比道琼斯大整整一倍全球第一不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是从紧的货币政策的结果，同样2010年中国股市的跌幅再次超过欧洲债务危机的策源地希腊又成世界第一，也并不因为中国经济的二次探底，而是货币政策打左灯向右转的结果。
    股市的确是经济的晴雨表，因为它反映的是趋势。什么趋势？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的那种微妙的异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灵感，或者根本就是信息的不对称而导致的海市蜃楼式的幻觉，决定趋势的因素不是别的，正是政策。
    只有决策者最清楚为什么在中国没有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却会推出全世界最庞大的四万亿救市计划，也只有决策层最清楚中国经济的V字型反转是靠什么带动的，当然也只有决策层才最清楚中国经济的所谓强劲复苏可持续性又有多大？
    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胡紫薇的“天生我财”节目做了一个节目，题目就叫“股市背后是政策”。来自北京大学的曹和平教授认为在四个变量均实现的前提下，指数在三个月内或许可上5000点，这四个变量之一是出口增长率达到20%以上，之二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8%以上，之三是物价指数达到正的指数以上，之四是经理人采购指数PMI维持在50以上。事实又如何？半年以后，这四个变量全部兑现的情况下，上证指数却不但没有上摸5000点，反而跌破了2500点，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曹教授不是决策者，更不可能知道房地产调控会再次进入历史上最严厉的时期，遏制投资投机的决心是如此之大，挤压泡沫的力度是如此之强。楼市调控，股市遭殃已成不争的事实，以上市公司万科为例，早在2009年7月6日，万科股价已经达到14.94元左右的价位，但在此后的时间内，虽然房价在局部城市出现了翻倍的走势，但是万科的股价却再也没有上涨，不但没上涨而且还呈现加速度下跌的走势，2010年7月1日居然探低至6.65元，此后的走势，基本上印证水皮的判断，那就是房价上涨，股价下跌；房价不涨，股价不跌；房价松动，股价止跌；房价下跌，股价上涨。
    房地产的调控在眼前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不调，泡沫太大，房价高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影响经济安全；调深，政策累加负面效应过大又会拖累GDP。因此，虽然在2010年初的时候，中央只提出了GDP8%的目标，但是真的当下跌趋势形成的时候，谁的心中也没有底，毕竟我们对GDP低于8%是不能接受的，恐怕正因为此，温总理为下半年经济工作奠定的基调是保增长。
    抓调控，股市应声而落；保增长，股市应声而涨。有人说，基本面有什么可以支撑股市上涨的呢？的确，现在的数据和年初比不是好看了，而是不好看了，年初为什么不涨反跌呢？政策调控的本质恰恰在于逆向，超前，渐进，也就是说政策走在经济后，股市走在政策前。因此，与其每天问指数会涨到哪里，不如注意政策什么时候又出现拐点。
    这是国情使然。